当前，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，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，基层数字治理须从实际出发，逐步实现技术与理念、制度的相互形塑。
要处理好技术应用与业务协同的关系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对传统政府治理方式的优化与重构。技术手段的运用虽然能为基层的协同治理、合作治理提供软硬件的物理基础，能为打破组织间的壁垒与藩篱提供契机，但想要充分发挥基层治理效能，还有赖于业务流程的整体优化与再造、技术方案与治理方式的深度融合。在基层信息化系统建设过程中，存在着“重技术、轻业务”“重建设、轻维护”等问题，导致数字化转型效果欠佳。为此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聚焦基层治理手段创新，以数据、技术条件为支撑，推动资源共享、流程整合，从而有效提升基层为人民服务的水平。
要处理好数据采集与数据应用的关系。全面、准确、实时的数据是基层治理数字化的基础，是数据资源价值与潜能得以挖掘的保证。传统的数据采集方式，如人工录入等，不仅效率低下，数据质量还难以保障，利用物联网及移动情境感知等技术，可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。应用好数据，不仅要确定统一的数据标准、方便数据的存取，还要完善数据确权工作，解决好数据权益的归属问题，提高各主体的参与意愿。同时，要向公众开放可利用数据，提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。
要处理好数字化转型与基层减负的关系。基层负担过重是困扰基层治理效能改善的一大难题，数字化转型成为基层减负的重要举措。但随着各地大数据管理局、行政服务中心、公共服务中心等试点与试验区的开设，出现了原有系统并未减少、新系统不断增多的状况，给基层工作带来了更大的压力。此外，有些地方由上级政府部门规划建设完成的信息系统，建设初期未征求基层意见，与基层工作实际需求相差较大，存在使用率偏低等问题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依托基层实际，牢牢把握为基层减负这一目标。
要处理好改革创新与数据安全的关系。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为了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足感，目前，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存在风险，如指纹、人脸等个人生物特征信息，在门禁、电子商务等身份信息识别方面，越来越多地被使用，增加了个人数据泄露、滥用的风险；算法为数据的应用方式制定了规则，内在性嵌入到人的主观偏好，增加了对个人权利侵犯的风险；网络系统等方面也存在某些潜在风险。应尽快建立起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标准体系和法治体系，不断完善相关立法，为基层治理智慧化安全有序发展提供保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