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以来，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，并全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县域作为我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，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。而园区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，是县域产业的集中所在、支柱所在，必须担起调结构、促转型、稳发展的新使命。
1978年到2020年，我国经济总量从3679亿元增长到101万亿元。我国的这种增长模式，被很多人称为“增量改革模式”，其载体就是包括特区、开发区、新区、保税区、自贸区等在内的园区。从1979年初，国务院批准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蛇口工业区。四十多年来，园区在全国由点到面迅速崛起，肩负起了带动全国经济螺旋式向上超越的使命。仅在国家层面，就有深圳等7个经济特区、浦东新区等19个新区、大连经开区等2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中关村科技园区等173个国家高新区、上海自贸区等21个自贸试验区。他们在我国经济建设、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和创新引领中，都扮演了关键角色。
2017年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在创新驱动、产业优化、配套设施等方面对开发区改革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，为园区进一步发展升级指明了方向。2020年，在《国务院关于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中，国家明确高新区应在自主创新能力、产业层次提升、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加大支持和建设力度，发挥产业园区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。
当前，虽然我国经济面临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叠加、外部冲击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碰头等多重困难，但我国长期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、丰富人力资源、完整产业体系、强大科技实力，以及我国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，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。今年，中办、国办印发的《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》明确提出，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。这也要求园区必须肩负起调结构、促转型、稳发展的新使命，加快推进“从大到强、从强到优、从优到精”的迭代升级。
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，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、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重要基础。新阶段的新使命，要求园区要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基本立足点，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，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、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。
从1.0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单一类型，到2.0阶段产业聚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园的升级、3.0阶段功能复合化的综合性园区、4.0阶段产城融合的复合型园区，再到5.0阶段以人为本的生长型园区。园区要在新阶段担起新使命，就要有高起点的战略眼光，必须遵循“先规划后建设，先地下后地上”等原则，坚持“需求未到，基础设施先行”，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施，后续在总体规划不变的基础上，再按照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整；要有高能级的服务创新，除了充分运用项目审批权下放等政策优势外，更要用高能级的服务为投资者创出更高价值；要有高质量的综合环境，人才是第一资源，要集便民服务、民众联络、商业、文化、体育、卫生、教育等功能于一体，形成宜业又宜居的高质量综合环境，让更多人才汇聚到园区。
商务部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，国家级经开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3.9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0.5%；固定资产投资2.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8%，占全国同期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9.7%；进出口总额4.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4.5%，占全国同期的20.8%；实际使用外资22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47.2%，占全国同期的19.5%。这组数据可以说明，国家级园区已经走在了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引领的最前沿，而其他各级各类园区切实肩负起新阶段的新使命，也必将大有可为！